的东西，王翊也从来没有想过把这些内容从教材当中剔除。在王翊看来，早期中国的那些传统经典，在没有被过多腐儒曲解、皇帝修改之前，仍是相对朴素而实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、认识论的集合，是三代、先秦和两汉思想文化的精华，仍有相当程度上的必要性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，他也没有能力把这些东西从教学内容当中剔除掉，如果他想这么做，只怕所有人都会起来反对他。
工学、农学在这个年代也还不甚发达，更何况工匠为人所轻，农人地位虽然不低，但平穷困苦，所以工学和农学自然不会在官方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这样的局面，当然应该改变，至于依据，可以向先秦的著作之中去寻找——譬如管荀的著作。
至于数术，格物，也同此理。
但是光凭改良一下教育的内容，还无法培育出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。何为进步——朝气蓬勃，锐意进取，才干出众，而又亲近百姓，关心庶民疾苦。
这样的人物，在当世自然也有，但百中未必有一，数量太少，不足以改变什么。
王翊真正想要的，是“惠及大多数人的国民教育”，以数量的积累来实现质量的突破，再谋求建立合理的选官制度。
此前的“科考选吏”为何最终不了了之？不就是因为这个办法触犯了大族的利益，而离开大族这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行吗？因为这个原因，大族得以肆无忌惮地反对这些政策，而王翊拿他们无可奈何，还得哄着他们，才能让他们不在自己的其他政策上
第二十一章 《纸赋》(4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