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昔西周新造之邦，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，不贵异物贱用物，况他赵佶所承天下，继神宗、哲宗时期的弊端丧乱，新旧党争三十年纠纷不绝，天下制度败坏，官民不知所措，可赵佶偏偏为又重蹈上述二事之弊祸。”在陆谦的前世，21世纪的网络上有那么一个观点，北宋自灭亡就是在于新旧党争。这个观点是否正确，他也无从判断，却不能否认新旧党争在北宋政治版图中的重要性。
如果说在熙宁变法以前，老赵家是超越于党争之上的；但在神宗与王安石‘共定国是’以后，皇帝事实上已与以宰相为首的执政派联成一党，不复具有超越的地位。也同样，党争是士大夫政治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。当文人政治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再没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规定约束着他们，那等待士大夫们的最终结果必然就是党争。
从唐朝的牛李党争，到北宋的新旧党争，再到朱明末年东林党与宦党、浙党之争，这就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。
到了赵佶上位，他将章惇以罪贬逐于外，改用韩忠彦、曾布为相，试图化解新旧党争。但那时党争已是无可化解。徽宗只好启用蔡京。因为老蔡是当时有名的墙头草。但蔡京当政后，迅速与内宦勾结，立下了“元祐党籍碑”，把元佑、元符间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三百零九人一一定为奸党。
若赵佶真有一干雄才伟略，大权在握的他倒也未尝不能洗荡天下。可他是那种人吗？
第二百四十七章 陆谦的不臣之念(5/7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