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府兵又没有足够的兵员来支撑这些战事,于是就转而以就地募兵代替府兵。沿着唐朝的各个边镇重地设置节度使来代替以往的行军道大总管,节制提调这些就地募集的边军。与此同时,又为了使边军发挥最佳的战斗力,军粮补给也改为就地截留地方的租庸调。所以,节度使往往又兼任一道乃至数道的制置使,架空了各地的郡太守,成为地方上最为实权的大吏。
如此一来,原本完善的府兵制就此名存实亡。当年的府兵一旦没有战事就会将归于朝,兵散于野,而改行募兵的边军则为常备军,一旦节度使任职期限过长,就难免会形成兵将只知主帅而不知有朝廷的危险局面。
就拿安禄山来做例子,为范阳节度使近十年,同时又兼任河东、卢龙节度使,也就是说整个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兵员均在其职权掌控之内,唐朝边军半数以上的精锐都在其麾下。如此重权在手,就算普通人恐怕也很难不产生异心吧。
李隆基在这一套制度失衡的泛滥与蔓延中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过于自负使得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朝堂之上,而没有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制约地方上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。如果他能早一日发现问题,对这种失衡做出一定的调整,唐朝也未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
对于时下许多大臣把安禄山的造反归结于杨国忠的过分逼迫,秦晋是不屑一顾的。就算安禄山现在不反,将来也早晚必反,因为在一个权力制约失衡的体系内,他掌握着唐朝近半的精锐兵力,不反才是反常。
第七百一十章:天子忽反常(3/6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