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之处。
按照笔者的理解，作者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正是为了避免《水浒传》的老路。在创作《水浒传》的时候，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，就是这些故事本来就是支离破碎的，而且人物众多，不用一种近乎是史学“列传”的写法，确实不好安排，这是施耐庵处理高明的地方。可要是从整体结构来看，在故事的契合之处，难免有刀劈斧凿的人为痕迹。笔者推测，《金瓶梅》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应该是有“青出于蓝而青于蓝”的想法，脱胎于《水浒传》，但是又不想照猫画虎，因为二书的精神内涵和故事情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
大家知道，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是“史学双璧”，二者分别是“纪传体”和“编年体”最优秀代表。通俗一点讲，“纪传体”是以单个人物为中心的史书，它的最大优点是个人的人生轨迹十分明显，给人以深刻启迪，缺点是缺少宏观的人生和时代大舞台背景（相对来说。）。而“编年体”是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，围绕一个事件，各路人物纷纷显圣，优点是有全局感，缺点是少了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轨迹，不免遗憾。当然高明的“史学两司马”总是会使用种种手段克服自己的弱点，但不管如何努力，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”的遗憾总是有的。这不是否定他们的成就，而是说两全其美太难了。
我之所以要举史学的例子，就是为了引用一句话。著名的《金瓶梅》评论员张竹坡先生在其《金瓶梅读法》第三十四条中说道：“《金瓶梅》是一部《史记》，然而《史记》有个人传记
第七回(下）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(7/1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