乘机割占华北，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。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现已对于抗日达成了一致，1936年老常自己在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“最后关头”一说所做的解释为：“从去年(指1935年——引者)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，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，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，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，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，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。所谓我们的最低限度，就是如此。”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。因此，他不能不开始考虑要不要应战的问题。问题是，“我之决心应战，此其时乎？”老常此时信心满满地估计：日方此时“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”，他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。
&;&;与滞留在庐山的老常一样，虽然知道已经在卢沟桥发生了军事冲突，石城的军委会代表团并没有紧急返回的意思，会谈在下午正常进行，只是多了几分紧迫感。石城国民政府从民国二十五年开始，感到了时局的紧迫，作了一些抗战的准备工作，首先是成立了国防决策机构，1936年7月10日至14日，民党在石城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。《国防会议条例》规定：“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，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。”常凯申任国防会议议长，会员有阎百川、冯基善、刘越石等32人。1937年3月，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。《国防委员会条例》
第三十六章民国二十五年国防计划(7/12)